9月2日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(USTR)向奥巴马递交了报告，建议是否对来自中国的进口轮胎采取特保措施。按美国法律，奥巴马必须在17日前做决定，必须针对中国轮胎的特保案，做出一个“两难”的政治决断。

   几天前的《华尔街日报》，描述了奥巴马的“两难”——“奥巴马的政治决定充满着政治风险。如果他站在该案申请人钢铁工人一边，将面临保护主义的指责；站在中国一边，则可能让他的主要选民失望”。

   不过，美国另一家主流媒体《新闻周刊》此前在其网站上发表了一篇题为《复苏会变成全球性的吗》的文章，似可帮奥巴马从“两难”中解脱。

   该文提出，全球经济复苏需要一个互利增长的经济发展新模式，即以发展中国家(尤其是中国)来替代“美国购买”支撑全球经济增长的模式。文章作者罗伯特·萨缪尔森认为，美国人在房产和股票上亏了数万亿美元，已经负债累累，世界再也不能依赖美国人“挥金如土”来支撑经济增长了，发展中国家必须替代“美国购买”。他算了一笔账：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产出中几乎占到一半比例，其中中国为11.4%，印度为4.8%，巴西为2.9%，而美国为20%。发展中国家有能力替代美国，放弃出口拉动增长的模式，而其中“中国是关键”。至于如何解决中国等国放弃出口模式付出的代价，萨氏并未言及，只是“这些国家(尤其是中国)需要具备政治能力”一句话，轻飘飘将代价和责任扔给了中国。否则，“我们或许将面临更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”。

   罗伯特·萨缪尔森是美国《新闻周刊》的专栏作家，其观点颇能代表美政经两界一些人的声音。暂不论萨氏“新模式”理论前提、数据、推断是否科学合理，不妨借用萨氏的逻辑，奥巴马可以轻松摆脱“两难”——尽管对中国轮胎采取特保措施吧，这样既不会让选民失望，又可以把贸易保护主义的责任推给中国。既然中国能花钱、应该花钱“替代”美国消费却没有这么做，而继续向美国出口，那美国只能以“更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”来回应。

   事情会这么简单么？回想奥巴马前任——布什当政期间，曾对中国发动6起特保调查案均无果而终，其中4起最终提交布什都被否。而经济危机本身，也会使奥巴马对华轮胎采取特保措施更加谨慎。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轮胎，主要是美国轮胎企业放弃生产的低端产品，大量装配到美国三大汽车厂生产的汽车上。经济危机的爆发，使美国大量消费者为节省支出而放弃或推迟更换汽车轮胎，一旦限制中国轮胎产品进口，将进一步增加消费者的成本和汽车厂生产成本，这对消费者利益和公共安全的危害都是巨大的，对本已大幅下滑的汽车销售更是雪上加霜。正因如此，美国三大汽车厂和多个零售商和消费者组织，明确反对采取特保措施。
 

   70多年前的教训，更有说服力。1930年，为了应对经济危机，美国颁布了《斯姆特—霍利关税法》，对两万多种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，结果引发全球贸易大战，成为大萧条加剧的催化剂。

   萨氏的互利增长“新模式”理论，并不能真正解决奥巴马在轮胎特保案上的“两难”。但轮胎特保案从提起调查申请，通过了所有程序而最终递交到奥巴马手中，以及萨氏之偏颇观点刊于主流媒体，这两件事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：寻找“替罪羊”，诿过于人而不自省的“作风”，在美国政经两界并不少见。具体到当前中美贸易争端上，更为明显。

   事实上，从出口拉动为主向内需拉动的转型，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内在必然要求。而真正的互利增长，需要相互放开市场，而不是发展中国家单方开放市场。一厢情愿、不负责任的“新模式”，是不受欢迎也注定行不通的。